中外比较再认识

绪论

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最东边，距离欧亚大陆西端的古文明摇篮—地中海区域大约七八千公里，东西之间的联系自然地很不容易。不过，相互联系才能有相互比较，相互比较才能相互借鉴互补长短共同提高，最终一起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自远古以来，中外联系虽然很不容易，但是一直在发生和发展着。或从云南入境到巴蜀，或从西域到玉门关，基本上就是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及丝绸贸易的陆地路线，其中最主要的是玉门关到西域一线。

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现在的伊朗、伊拉克一带，打通了中外官方联系的陆地通道。安史之乱之前的盛唐时期，中国官方的统辖范围到达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一带，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751年，东西挺进不断作战的阿拉伯帝国的军队终于在怛罗斯一带和唐朝军队交战，唐朝军队战败，中国俘虏带着造纸术等很多技术或物产传入了阿拉伯世界。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平乱后，唐朝势力大减，逐渐淡出西域，伊斯兰势力借机继续东进，西域千里佛国渐次被绿，唐朝政府被迫下令禁止西域来往，丝绸之路受阻，中外联系逐渐转向东南沿海。

两宋时期，中国和中东各地通过海路进行了很密切的经贸文化技术交流，极大促动了两边的共同发展。元朝时期，蒙古帝国几乎一统亚洲大陆，中外联系有了海陆皆通的局面，海路可达中东的阿拉伯世界，陆路可通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北京和巴黎之间经常有官方的来往，很多伊斯兰人士在元朝政府做官，此时，中外经贸文化技术交流，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相互吸收借鉴了很多东西，当然也有相互博弈。在蒙古帝国统辖之下，东边是华夏文化，中间是伊斯兰文化，西边是天主教文化，三大文化体系不仅仅是相互交流，还有相互竞争，有的甚至想借机扩张。蒙古皇室的态度则是奉行本土化文化政策，尊重各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超脱在外，不卷入、不干涉。蒙古皇室重视商业贸易，伊斯兰居中，天然便利地操控着东西贸易，因此，在各个蒙古王国政府里有很多伊斯兰人士做高级官员，忽必烈也不例外。文教方面固然重用姚枢许衡等汉人，而在行政实务方面则重用伊斯兰人士，因此，客观上来说，这给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带来极为有利的局面，本来嘛，一神论的天主教、伊斯兰教信仰本来就极富有侵略扩张性。自然的，在当时，在某些伊斯兰人眼里，想必似乎已经看到了整个伊斯兰化的中国！而且，元朝皇室也出现过亲伊斯兰教的皇帝。在当时的环境下，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普及是有可能的，就如西域那样，原本是千里佛国，后来都被伊斯兰化。有人说，那是借武力使然，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起初，西域各地的确是迫于武力而从，后来，各地起义成功，本地人重掌政权后，不是没想过恢复佛教，然而，经过比较，他们发现伊斯兰教比佛教更符合实际，就继续坦然接受了。需要注意的是，在公元十到十二世纪期间，阿拉伯帝国是全世界科技水平最高的地区，就综合发展水平来说，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为第一，中国稍微逊色一些（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方面），西欧则落后很多很多，当然，比当时与世隔绝的美洲还是强很多。到了元朝时期，阿拉伯世界虽然四分五裂臣服蒙古，但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印度、古中国等各地的优秀文明成果经过阿拉伯世界的传承和发展，阿拉伯的哲学、科技、经济、文教、建筑、医学等方面的优秀文明成果显然是世界一流的，向东传向中国等远东，向西进入欧洲。

政治斗争的缘故，朱熹晚年遭遇封杀，郁郁而终。宋理宗喜欢学术，发现朱熹的思想体系非常好，封朱熹为信国公，开始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饱学之士赵复在战争中被俘后巧遇北方的大学者姚枢，大概了解之后，姚枢认识到程朱理学比他们先前所接受的学问高明百倍，便拜赵复为师，和窦默、许衡等一起潜心学习研究程朱理学，由此，程朱理学在北方得以传承。后来，在姚枢、许衡等大学者的推动下，忽必烈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来推崇，以此为基础施行全国文教，华夏文化得以延续。

一个文化大体上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哲学、文教、科技、艺术、信仰。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一个总的认识，是根本，文教指经过教化而形成的某种生活方式和基本的社会形态组织方式，科技是对各种具体事物的本质或规律的认识，信仰则是关于人和神之间的某种玄妙关系的说法。两宋时期的文化，在这各个方面都有辉煌的发展，为后世奠定了基础。阿拉伯帝国时期，伊斯兰文化在这些方面同样获得辉煌的发展，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在充分吸收阿拉伯的各个文明成果才产生的。两宋文化的哲学基础是程朱理学，伊斯兰文化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而程朱理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居然是高度兼容的！在本体论上，两者都认同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本体存在，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存在，程朱理学称之为第一天理，两者都认为本体是非一般物质的形式存在，本体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没有答案，程朱理学却已经认识到一阴一阳之道的太极是本体，这就是说，程朱理学的本体论不仅完全兼容亚里士多德而且还超过了亚里士多德。在具体事物的认识方面，二者都承认具体事物是真实的存在，各个具体存在有其具体的本质之理，都认为人类应该努力认识各个具体事物的具体道理，这样的认识无疑就是科学认识具体事物的总的哲学原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科学研究的哲学根据就在于此，而程朱理学也是在中国哲学历史上第一次为研究具体事物的科学道理提供了哲学上的存在论和认识论根据。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世界哲学领域，既有本体论也有承认具体存在的真实性的存在论还有有利于科学研究的认识论之哲学体系者，就是亚里士多德和程朱理学。有很多哲学流派或宗教思想并非如此。巴门尼德、柏拉图以及托马斯阿圭那改革之前的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承认本体而否认具体现实存在的真实性，由此指出现实具体存在物不必成为认识的对象，这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老子、庄子、魏晋时期的向秀等虽然不否认具体存在的真实性，然而在认识论态度上采取的是无为态度，而不利于科学研究。印度佛教不仅否认本体而且否认具体存在的真实性，中国佛教虽然承认本体但否认具体存在，说物无自性四大皆空，如此就更不利于科学发展。陆九渊不否认具体存在，但是在认识论态度上却说不必去努力研究一个个具体事务，只要在心里有一个大道理即可，这也不利于科学发展。王阳明的心学鼓吹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更不符合客观更不利于科学发展。近现代西方哲学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承认具体存在而忽略、回避、否认本体，比如实证主义哲学、现象学，至于现代几十年来大行其道的分析哲学，则几乎只在玩概念玩文字逻辑，严重脱离现实，更不管本体论了。可以说，当今世界哲学，在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之根本认识上，迷乱至极，还不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和程朱理学。当今世界哲学必须以亚里士多德和程朱理学为基础的扬弃才能有出路。

哲学上不输阿拉伯，其他人文方面，或也不差或本来就应该有多样性。在文教方面，程朱理学继承了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是为人的基本准则，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到国家，皆以此为基本原理，不过，程朱理学另外还强调在具体事情上还有具体道理，也不能固执于一念。伊斯兰文化也有很多道德教化的准则，并且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强化推行，两者在具体细节上有不同的礼仪方式，基本宗旨类同，大体上都支持真善美遏制假恶丑。至于信仰，根据各自的传统，各有各的喜好或风俗，这个愿意拜祖先，那个愿意拜真主，或者，谁谁又愿意拜个石头，实在是无可厚非，蒙古皇室对于宗教信仰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干涉，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如此一比较，起码在人文方面，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华夏文化的确不输伊斯兰，科技方面有些差别，都可以互相学习借鉴。有了这种共识，元朝政府里的伊斯兰学者或高官们也就心悦诚服的一起推广华夏文化了，他们的后裔逐渐的融入到华夏之中。因此，可以说，如果元朝时期的中国没有可以与伊斯兰文化匹敌的东西，下场就是西域那样。幸运的是，此时的中国因为有了非常高明的程朱理学，在和伊斯兰文化激烈的博弈下，华夏文化居然不输！崖山之后，华夏犹存！

风水轮流转，十四、十五世纪开始，世界的发展格局发生了巨变。欧洲在充分吸收阿拉伯世界的各种文明成果之后，工商业和科技得到更新的发展，走上崛起之路，伊斯兰世界则日趋保守僵化，而中国在朱元璋进行海禁之后，隔断中外民间的经贸文化交流，进入长达五百年的停滞期，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薄来厚去的朝贡交易或者满清时期广州的外贸十三行，则属于官方外贸，勉强互通一点物产，绝对不能和宋元时期全面开放的民间经贸文化交流相提并论，否则也就不是闭关锁国了。在明清五百年里，中外联系的主角不再是中国人，也不是伊斯兰世界的，而变成了欧洲人，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士，联系的主要目的也非经贸物产方面，而在于人文。传教士想在中国传教，明清政府不喜欢他们传教，却看上了他们的栩栩如生非常逼真的油画，喜欢上了他们的制作精巧的钟表，需要用他们的数学几何和天文算历等等。

因为宗教和哲学、文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哲学、宗教信仰、政治、教化、行政管理等等各个人文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自然也做了中外文化方面的各种比较，得出了比较客观的看法，并且把这些看法以及中国文化的主要经典内容介绍给了欧洲的同仁，恰逢欧洲各地反抗罗马教廷权威的运动，关于中国的很多值得赞叹的事情居然成为欧洲人抨击教廷的有力工具，他们责问说，中国并不是基督上帝的统辖之地，却为何会有如此成就？他们甚至拿中国的一些历史故事来揭露圣经中的某些错误。

在18世纪初期，欧洲大陆各国曾经兴起过学习模仿中国的浪潮，穿中国的服饰，造中国样式的园林和宫殿等等，在欧洲大陆各国的君主眼里，中国的治理模式显然成为他们的榜样。到了18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的崛起，欧洲大陆各国才意识到，中国只是农业时代的典范，而在英国那样的工商业大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的那一套显然是陈旧落后的。此后，欧洲大陆开始学习英国，逐渐的把鄙视投向了东方。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各种严重冲突，满清政府与教皇之间一直谈不拢，传教一直处于被禁止状态。随着罗马教皇的权威在欧洲大陆日益惨淡，耶稣会在1773年被解散后，传教士们逐渐离开了中国。

1793年，英国派大使马戈尔尼访问中国，目的是希望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和开放两国的民间贸易。满清政府拒绝了今天看来非常正当也非常有利于两国利益的要求。满清官员对于英国大使带来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轮船、枪支、火炮居然熟视无睹毫无兴趣。道光时期，中国各地种植贩卖鸦片越来越多，英国人看到这是一门更容易发财的生意，便和中国的鸦片贩子、海关官员勾结起来，大力的向中国倾销鸦片。白银外流促使道光皇帝下令禁烟。林则徐虽然严格执行了禁烟，却并没有如实向皇帝报告英国的坚船利炮，而且多次谎报军情，最终误导道光做出全面禁止中英贸易的错误决定。正是由于这一决定，导致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票通过了对华开战的决议。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中英战争之后，满清政府和国民才基本上认识到中外的差距，在清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全面对外开放，当然是以丧失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开始了向西方的学习。这是自元朝结束之后五百年的中外第一次大规模相互交往。不过，学习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就是，可以学习西方的物产技术，而不能借鉴西方的文教和体制。在这种思想钳梏下，中国的文教体系依然是以八股科举考试为目的，文理工各科基础知识的教育未能开展，更不会有议会这种广采民意的体制改革，很多留学生被迫中断学业仓促回国。如此，表面上，满清也有坚船利炮也有机器工场，然而，实际上，在那一套陈旧腐朽的君权专制体制下，坚船利炮和机器工场根本不能发挥出什么效果。1885年，南洋水师几乎未发一弹而被法军全歼，1894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满清陆军自朝鲜节节败退，京津不保，完败给日军。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在各个方面，不要说和中国比，就是和朝鲜、越南比，也是远远的落后。戊辰倒幕战争胜利之后，日本在技术、工商业、金融、市场经济、文教、考试、政体、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很彻底的向西方学习。有过全盘西化的盲目，也有保护国粹的辨别，短短二三十年，几乎完成了日本文化的重建，而且居然能打败满清中国，打败沙俄，从而与西方列强为伍，逞强于世。

败给“小日本”极大地刺激了满清国人。主流官员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问题，康梁变法骤起，却很快又卷入慈禧和光绪的权力斗争，变法急停，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康梁逃出国。不过，变法毕竟深入人心，1905年，慈禧废止了科举考试，文理各科的学校教育体系才真正的在中国开始建立，这一点就比日本晚了将近四十年。慈禧还同意预备立宪，企图走英国和日本的虚君立宪之路，学着西方议会的皮毛，开始在各地推行咨议厅以示广集民意。1908年，慈禧去世后，不明大势的满清皇室贵胄竟然搞出皇族内阁，企图继续君权专制的老路，国民大都对满清政府失去了信心，孙中山的革命党势力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不止在民间，满清政府体制内的革命党人员分布也很广泛。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终于在1911年的秋天，武昌激起兵变，起义迅速传染全国。满清政府被迫重新启用实际操控北洋军队的袁世凯，然而，精明的袁世凯却和革命党苟合一起，经过复杂的博弈较量，联手结束了满清政权，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自夏（存争议）至清四千年的君权专制政体。1916年的袁世凯复辟失败，更是让所有国人明白了君权专制政体的彻底过时。

君权专制政体之结束，必然给中外文化交流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原先的各种限制，有形的和无形的，必然被打破。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主要有两个改变。一个是用白话文代替普通人难懂的文言文，白话文文学迅猛崛起。另一个则是把孔子拉下了神坛。辛亥革命后，满清政权垮台了，而千年来被神圣化的孔子却依旧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甚至不容评论，这无疑就是依旧套在中国人脑袋上的紧箍咒。胡适出版了一本简述中国先秦哲学史的小书，对孔子和其他各家做了一些分析介绍，有关内容并无什么新意，然而，在论述的姿态上，孔子和其他各家得到的待遇并无两样，在孔子的名字前面并没有提及千年来的神圣封号，就是直呼孔子，在内容上，并没有把孔子的话当做金科玉律来不容置疑的膜拜，而是如其他各家那样，有长有短客观地进行了分析评论。在学术上，本该如此。然而，在汉武帝让孔子挂帅领导百家之后的两千年来，就是在学术上，孔子的话成了神圣不可置疑不能评论的，就如中世纪时期的“圣经”在基督教世界的不容置疑那样。胡适此举，引发知识文化界的广泛叫好，孔子终于被拉下了神坛。没有了这个紧箍咒，全世界的各种思潮在中国汹涌泛滥开来。同时，中国受到的外来的影响，已经不再是交流认识上的，而是在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在军事上受到了各个列强的直接操控。

历史上习惯地把1911到1949年的阶段称为民国时期。其实在政权属性上，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袁世凯留下的北洋政府，另一个则是借孙中山的衣钵而北伐成功夺得政权的蒋介石政府。虽然是前后两个政权，不过两者在基本的社会体制方面基本类同，政治上都是依靠列强的军阀统治，经济上都是以土地地主私有为基础，阶层上都继续着封建不平等，外交上都不自主，工业上都严重薄弱，都面临着列强侵略，都充斥着严重内战，从政府到各地，焦头烂额烧心烤肺的首要事情是怎样在复杂的战争格局中求生存，根本没心思或没条件搞发展。一句话，这就是一个丧失国家主权，陷入内外战争，无法独立自主发展，刚结束君权专制的混乱阶段。

一个国家暂时落后不怕，只要维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各方面的发展就有希望，如果陷入战乱，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近代列强的崛起，无不是在一个国内和平国际上独立自主的环境下才得以实现，与其是君权专制政体还是共和民主政体，关系不是太大，甚至可以说几乎就是在某种开明专制的阶段崛起的，共和民主不过也是这种发展的产物，而绝对不是先决条件。英国虽然在1688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把持政权的就是几个地主贵族，在工商业大发展中崛起的工商业资本家阶层，直到在1831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才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英国早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了。法国虽然在1848欧洲革命后建立了全体成年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民大会，然而这个大会却又把拿破仑三世从议员抬到总统又尊奉为法国皇帝，而法国在近代的全面发展和真正崛起，就在拿破仑三世当皇帝的那二十年。德国在卑斯麦强权统治下迅速赶了上来，1918年德国君权专制政体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成为列强了。千年奥匈帝国在一战后解体，但也早是列强之一。就连最落后的沙俄帝国，也曾经是威震欧洲的压路机，在远东和其他列强一起瓜分蹂躏中国。戊辰战争期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为了日本能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前途宁可失败也不接受法国的支援，他知道，如果他接受了外援，倒幕军也会接受外援，那样的话，日本必将沦为列强的玩物。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中央集权领导下，全面发展而迅速崛起。这些历史事实足可以说明，独立自主的和平环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在新旧纠缠的阶段，强有力的开明专制才可以确保向着正确方向全速进步，共和民主是开明专制下全面发展到较高水平后的产物而绝对不是全面发展的前提，中国辛亥革命之后陷入严重战乱足可以为证，当前世界上有很多采用民主政体却陷入长期战争或几十年发展停滞的国家也可说明。

袁世凯只活了57岁，这显然是非常短命的。假设袁世凯多活二十年，即便他在1916年复辟失败后然而能多活二十年，那么，避免军阀混战，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是完全可以的。在此期间，就如孙中山曾经对袁世凯说的那样，去造全国铁路网，去搞实业救国，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各路将领完全可以在某个方面成为推动发展的有力领导，如此，再差，中国也能获得沙俄帝国垮台前所曾经获得的成就，那么，小日本也就不可能大规模侵占中国。满清时期，中日战争后丢掉了台湾，辛亥革命后二十年了，中国居然丢掉了整个东北，几年后，又被日本大规模侵占，45年日本享用原子弹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几乎全被日本侵占。想一想，民国时期的中国为何还不如满清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满清政权虽然腐朽落后然而全国一盘棋，没有给外敌多少可乘之机，民国时期虽然整日鼓吹共和民主，却由于陷入内战而给了外敌入侵大好时机。

1911年中国君权专制政体结束的时候，在全世界，真正奠定了民选政体的发达国家只有英国、法国和美国，皇帝遍布世界各地。然而，似乎是天意，没有让中国走上近代列强崛起的那条道路，却是破罐子破摔到底的另外一条，那注定是一条更加悲惨的。日本投降后，中国出现了一个采用多党制民选政体的机会，美国曾全力协调国共两党来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当时的中共也愿意，国民党内部很多人也愿意，其他党派也愿意，听说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就不打仗了，老百姓也愿意，然而，蒋介石不同意。盘算过后，蒋介石很清楚，一旦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用不着中共轰他，国民党内部非他嫡系的力量就可以轻松让他下台。而他一旦下台，不论他走到天涯海角，肯定有人不会放过他，因为他杀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另外，他实在是太厌恶共产党了，自从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苏联考察之后，在思想认识上，他根本就不能认同共产那一套。最后，他决心继续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只是貌似强大。将近五百万的军队，真正愿意替老蒋卖命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国民党的将军大多会打中规中矩的阵地战，指挥僵化，判断不灵，配合不力，似乎并不精通兵法，东北打不过林彪，黄淮更斗不过会打神仙仗的粟裕，丢了长江基本上败局已定，两三年时间整个玩完，这种速度，谁都没有预料到，中共如有神助地从国民党手里抢到了政权。西方多党制那样的民主政体，断送在蒋介石手里之后，便和中国说拜拜了。获得政权的中共，自有另一套主张。

1480年，在伊凡三世的领导下，莫斯科大公国终于推翻了蒙古人两百多年的统治，通过婚姻，他们还继承了被奥斯曼土耳其打败的东罗马帝国的衣钵继承了东正教，这就在宗教信仰上完全摆脱了当时的天主教世界的操控，如此，政权和宗教上的双重独立，给了莫斯科公国发展的巨大潜力。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武装扩张，原来在东欧、中亚的蒙古帝国版图逐渐改变为沙俄帝国，而且继续东西攻取，西边打败了北欧强国瑞典得到了通向大西洋的入海口，东边不断侵蚀满清中国而得到了太平洋的入海口。地理位置的关系，东欧的发展比西欧要落后一大截。彼得一世开始大力学习西欧的科技，发展工商业，提高文教水平，算是勉强跟上了欧洲发展的节奏，不过，比西欧各国还是非常落后，在1861年，俄国才废止了农奴制，说明从这个时候开始，俄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有了一定的发展。1905年在远东败给日本后，沙俄国内的各种矛盾斗争越来越激烈起来，工商业主、地主富农、工人、贫农等阶层联合了起来，都希望结束沙俄的君权专制制度。一战末期，即1917年3月份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后，出现了两个政府，资产阶级为主的临时政府和列宁领导的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起初，临时政府为主，然而，临时政府里面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在军政上很无能，最后在军事上居然完全依赖列宁的武装来平叛。列宁和其他各个党派都同意召开国民制宪会议以定国是，然而，会议表决的结果对列宁很不利。列宁的主张是彻底消除私有制来建立共产集权的体制。这种极左主张，不要说工商业阶层，就连农民都反对。列宁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便利用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操控了临时政府的权力，并且立即组建“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被逮捕处决的多达大几十万人。这种大屠杀遭到欧洲各地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强烈谴责。1918年，施行“战时共产主义”，一方面应对此起彼伏的内战，一方面搞铲除私有制为宗旨的极左政策，主要做法是取消一切商品贸易，没收所有企业为国有，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国家集中分配，以“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强制劳动，强制征收农民的余粮。三年后，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的20%左右，几个大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多半，大饥荒导致几百万人饿死，广大农民和工人被迫开始反抗。为了挽救局面，1921年3月开始新经济政策，抓大放小，大企业依旧国有，小微生意则允许私有和自由交换，停止向农民强制征收粮食，改为粮食税，允许农民自由销售余粮，甚至鼓励引入外资来发展经济，由此，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列宁的政权逐渐安稳了下来。1928年，斯大林全面停止这个新经济政策，他认为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权益之计，他还是要搞共产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农业上搞集体公社生产，工业上搞国有，全面取消商品贸易，一切生活必须品以计划指令统一分配。广大农民不愿意集体化，通过破坏生产工具宰杀牲畜来对抗，集体化后的集体农庄缺少生产资料，出现大量土地荒芜而导致粮食大量减产。同时，为了从国外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又极力向农民强制征收粮食当出口物资，于是，在1932-33年间，苏联各个粮食主产区出现大饥荒，饿死者上千万。1937-1938年间又发生了恐怖的大清洗，一百多万人被判刑，六七十万人被枪决，其中有大批党政军优秀领导人、知识分子和普通干部、群众。1941年6月，苏联特工人员和前线的一些将军向斯大林报告了希特勒将要突袭苏联的情报，然而，斯大林却认为两国在1939年才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希特勒不可能双线作战，所以就没有积极开展防范德国的必要准备而导致交战初期苏联损失惨重。之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和纳粹德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最后和美、英等盟军一起获得胜利。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一些问题，比如大清洗、卫国战争初期判断失误造成的损失等等。1961年，苏共22大通过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权力，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遗体保留在列宁墓里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大规模违反法制和其他许多行为使得他的棺木再保存在列宁陵墓中成为不可能。”

遗憾的是，苏联在二、三十年代的某些教训并没有阻止中国在五、六十年代避免类似的错误。1958年开始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大跃进，1960年发生大饥荒，1966年-1976年发生了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扭转了局面，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两个凡是，开始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起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建设，实行改革开放。1980年5月，邓小平明确肯定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人民公社随之解体，农村经济迅速恢复起来。1985年开始了城市改革，下放给企业经营自主权，建立绩效考核来避免大锅饭的弊病，允许私人经营企业，搞活商品市场。1993年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0年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自此开始，中国的发展彻底融入了世界市场。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令世界惊讶，而在学术上来说，这个伟大成就，也必然应该带来很多的反思。

2018年，中美爆发了贸易战，两年多来，越演越烈，不禁让世人联想到经贸领域之外的中美冲突和各种中西差异。然而，从中外媒体上涌现出的各种热点话题的交流来看，当今世界各国民众对于不同文化的了解依然非常的肤浅和片面，有很多偏执和错误，甚至某些已经公认的说法却其实有严重的问题，显然，这样的认识不仅无助于消减各国之间的各种口水战，反而更多的是火上浇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科学方面，主要问题有：1，不懂科学是什么。或者把某种确定正确的结论当做科学，如果以此来定义科学，那么，科学史上的那些现在看来有问题的研究难道就不属于科学吗；或者把科学当做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认识方面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这种说法又太广泛了，很明显的把哲学以及社会人文领域也给混淆进去了；或者把科学与技术混淆在一起，科学指理论研究，技术指实践应用。2，只懂欧洲在近代做出的科学贡献，甚至以为科学贡献只发生在近代的欧洲，而不懂欧洲近代的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是从阿拉伯充分吸收的科学知识，不懂阿拉伯帝国时期的科学发展历史，不懂古希腊科学的开创史。3，关于李约瑟科学之问的各种说法，即为什么近代科学发展出现在西方的欧洲而不是远东的中国？4，唯科学论，把科学当做一切学术研究的总原则，回避或者否定非科学的研究，不论客观对象是否符合科学研究，却企图都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不谈其他。

哲学方面，主要问题有：1，不懂哲学史全貌而只谈某一家的说法；2，因为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发展是全世界一流的就认为西方的近现代哲学也是全世界一流的；3，只谈认识论不谈存在论更不谈本体论，意思就是只谈人之认识的东西而不谈客观存在本来的样子应该是怎样，把哲学当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说法就属于这一种，脱离客观存在而陷入空玩概念逻辑的问题也属于这一种；4，不懂自古以来全世界的哲学研究所围绕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而不懂哲学与科学、玄学之间的区别；5，缺乏客观根据，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缺乏基本的哲学基础知识，却企图标新立异地提出某种说法，逻辑不通地自圆其说，并且把这种做法当做哲学研究的正常的方式而乐此不疲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6，对于古今中外哲学史上的各家说法缺乏是非判断，甚至依然在鼓吹错的，批判对的。

信仰方面，主要问题有：1，不懂各种宗教信仰的神学原理之哲学基础，即，不懂在哲学上去分析各种宗教信仰的神学原理，不懂哲学的发展与各种宗教信仰之神学原理改革之间的关系；2，不谈神学原理只谈信仰的实践方式；3，不懂迷信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区别和关系；4，用已经过时的教义进行传教；5，不懂宗教信仰与科学哲学等理性认识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

政治方面，主要问题有：1，把民主政治当做纯粹的发展工具，错误的认为只要有民主政治就可以推动全面发展，盲目照搬西方的；2，人权至上、少数服从多数、社会契约论等被奉为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之“教条”、“普世价值”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问题；3，不懂或者忘记或者回避民主发达国家的民主发展历史，好像认为西方国家生来就是当今民主的模样；4，政治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在某个阶段，采用某种政治方式只是为了符合和有利于当时人们的存在，也就是说，采用何种政治方式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当时之人的更好的存在为判断标准，既不能固守于某种旧的体制，更不能脱离实际地盲目照搬。

文明与文化方面，主要问题有：1，混淆文明与文化，说的本来是文化却冠之以文明之名；2，汤因比之文明模式论不仅无助于解决世界各地之间的纠纷反而为这种纠纷提供了错误的认识根据；3，对文化的多样性与文明的统一性认识的不足。

本书对上述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供读者参考，欢迎批评。

木子